設備與師資的缺乏是鄉村教育中遇到的共性問題，再細探的話，各個區域還存在個性化問題。
“在鄉村學校，一位老師兼授五門學科、八門學科，是再平凡不過的事。美術老師、音樂老師、體育老師，也許都是同一個人。這位老師好像是全能的，然而這里的全能意味著‘全都不能’，因為沒有誰是全能的。”
從設備到師資，當二者融合、互相連接之后，一個看起來微小的“場”便形成，即圍繞學生生成的數字化環境。當一個個“場”匯集，一股推動鄉村教育發展的巨大力量便得以形成。
長方體有幾個面?這些面有哪些特征?陸地和海洋的形狀是什么樣的?地球是怎么轉的?我們為什么能感受到陽光......
你或許知道答案，但當孩子問你的時候，如何講給他們聽?
當鄉村老師窮盡自己的美術功底，卻也難以讓上述內容具象化時;當鄉村老師不得不把磚頭切割、籃球覆紙，帶進課堂充當教具時，苦苦追尋的興趣課堂是否真的能夠實現?
阿勝子曲滿心憂慮。
在第十三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鄉村教育發展論壇(以下簡稱“論壇”)上，作為則洛小學的副校長，他的一連串反問，直擊線上、線下觀眾的內心。
究竟該怎么辦?
需要思考的不只是老師手中不知所措的粉筆，需要回應的也不只是孩子翹首以盼的目光。
涼山州布拖縣則洛小學副校長阿勝子曲
現象
那一塊特殊的“黑板”似乎給出了回答。
在屏幕上隨意反轉與拆分的長方體;火紅的太陽和湛藍的地球可以自由轉動;色彩擬態的陽光從屏幕的一角出發，抵達屏幕中心......
則洛小學的老師正在用多媒體設備給學生上課
“原來教學還可以這樣子”，老師們不由得發出感嘆。
據阿勝子曲介紹，目前則洛小學實現了多媒體設備包括交互智能平板等一體化全覆蓋，無論是在課堂內還是在課堂外，老師們都可以自主使用現代化的教育方式。
“我們在給學生傳授知識的時候，可以通過現代化的手段，更直觀地教給我們的孩子”，阿勝子曲感嘆道，“通過科技賦能，去推動傳統教育的變革，這樣學校會越來越好的。”
然而，兩年前則洛小學還在為設備與師資發愁。
捐贈的設備來了一波又一波，支教老師走了一批又一批，阿勝子曲不知道這樣到底能給則洛小學留下什么。
這樣的場景并非個案。論壇上發布的《中國鄉村教育觀察報告(2020-2021學年)》(以下簡稱“報告”)中發現，設備與師資的缺乏是鄉村教育中遇到的共性問題，再細探的話，各個區域還存在個性化問題。
報告將之總結為“殘”、“虛”、“亂”三個特點。首先是課程開設不完全，課程無法形成穩固體系;其次是鄉村課程體系的支撐力不夯實，鄉村講師兼任多門科目的情況非常普遍，課程即便開設但效果堪憂;再次則是課程不可持續，往往已經形成的模式會隨著老師的流動、相關管理人員的意志轉移而發生變化。
“在鄉村學校，一位老師兼授五門學科、八門學科，是再平凡不過的事。美術老師、音樂老師、體育老師，也許都是同一個人。這位老師好像是全能的，然而這里的全能意味著‘全都不能’，因為沒有誰是全能的。”北京彩虹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商凝瑤無可奈何的說道。
同時前來搶占教育資源的，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不速之客”——手機。
在智能手機獲取門檻極其低廉的今天，手機依賴成為鄉村教育的新痛點。“手機多好玩啊，趣味性又強”，中學教師靳雙源表示，“相比于教師黑板上曲曲折折的粉筆痕跡，哪個更吸引人，一目了然。”
如何讓課堂更有趣、更“直給”，也是靳雙源考慮的問題。“屠龍之人終成龍”，他打趣道，“既然消滅不了手機，就成為‘手機’，這便是教育信息化的必由之路，營造更具趣味性、知識性的課堂”。
科技賦能教育，教育信息化似乎能夠為鄉村教育破題、打通教育均衡最后一公里，提供強大的力量。
究竟什么是教育信息化?業內普遍有兩層定義，其一是指信息技術手段的更迭升級，并應用到教學實踐當中，注重教育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其二是指信息素養的全面培育，注重培養適應信息社會的人才。
陳琳等在《教育信息化何以引領教育現代化?——中國教育信息化25年回眸與展望》一文中認為，中國教育信息化的起步節點是1995年，即校校通工程和新世紀網絡課程建設工程的開啟。
隨后的十余年里，中國教育信息化在摸索中前進，直到2012年，中國教育信息化開始進入應用階段，并將應用驅動確定為教育信息化的工作方針。
效果如何?方向在哪?如何持續......一連串的問題堆在中國教育工作者的頭頂。
探索
在報告項目組為期四年的探訪中發現，教育信息化建設中總有一把若隱若現的“大鎖”。
顯現出來的，是上了鎖的遠程教室。政府撥發或企業捐贈的計算機被整齊擺在特意刮了大白的教室，濃重的紅色遮光簾佐證了這里的“身份”，一間上了鎖的遠程教室。
觸摸鎖眼一側的平面，手指掃下厚厚的灰塵。
“粘在手上很觸目驚心，那種滋味不好受”，參與調研的志愿者搞不懂電腦為何非要蓋上紅布，“這是不是意味著外面的孩子很難抵達這里。”
周少倩、王慧在《基于疫情特殊背景的鄉村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提升路徑探析》一文中，具體探究了影響中國教育信息化的具體因素。
由于鄉村教師自我發展意識薄弱，對于移動設備常用操作不夠熟練，同時遠程授課經驗不足，導致很多鄉村教師在疫情期間很難進行正常有序的授課，實操過程中許多鄉村教師完全不清楚如何操作、如何開始，“難上手、難開展”成為兩大頑疾。
相應的教師信息化培訓機制亦不完善，相關培訓內容大都停留在軟件的基本操作之上，很難觸及更具創造力的內生機制培養，也沒有對遠程教學技術的硬性要求。
另外一個問題則是由于信息化設備的教學內容資源過于片面，并無針對性，鄉村教師在學習過程中難以理解、轉換。
隱形的心鎖就此閉合，至于如何打開?則需要在設備之外，提高教師信息化能力與資源建設水平。
幸運的是，在新時代的大背景下，國家政策與社會力量雙雙加持，教育信息化發展呈現新態勢與新模式。以希沃為代表的專業技術廠商，在建立其社會責任底層邏輯之后，開始了更為專業和系統的探索。
作為教育信息化應用工具提供商，希沃的相關公益探索始于2016年，定名為希沃公益行。
早期的希沃公益行也存在企業公益項目的通病——“一捐了之”，寄希望于通過教學硬件的捐贈改善鄉村學校的基礎設施。
“有很多鄉村學校因為‘不會用、用不好’，就把設備鎖起來，教室里的大屏成為擺設”，視源公益基金會顧問、希沃教育研究院院長胡婷玉介紹到。
硬件設備是改善鄉村教學的基礎性條件，但如果沒有被合理使用，也只是零落散在角落里、擺放整齊的物件而已。
在具體項目執行過程中，希沃也開始意識到這一問題。并在接下來調整策略，把師資水平、教育理念等“軟性建設”提上日程。
來自字節跳動的鄺鈺琪也認為，“當我們想做鄉村教育的時候，很容易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去同情、可憐，然后再談幫助，這背后潛藏的還是城市的自我優越感”。
教育理念扶正后，希沃開始更多思考如何在鄉村“造井”，使泉源噴涌，源源不斷輸送優質內容。
經過一年的反思，希沃推動公益行進入2.0階段。“在捐贈了硬件之后我們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我們也希望能給鄉村學校留下一批帶不走的，學會信息化教學的教師隊伍。”胡婷玉介紹道。
根據希沃提供的官方數據顯示，5年間，希沃公益行為全國超過711所鄉村學校捐建了信息化教室，并為超過27900名鄉村教師提供信息化教學技能培訓。
但問題也接踵而至，其中最為致命的，便是“當鄉村教師成長起來之后，他們將去往哪里?”
答案并不樂觀。“城鄉學校似乎永遠奔跑在一條單行道上，鄉村學校拼盡全力在后面追趕，而這條單行道的盡頭便是城市。”胡婷玉感嘆道。
2020年，希沃與南方周末聯合發起當年的希沃公益行，旨在補齊農村薄弱學校和教學點在“三個課堂”硬件設施與軟件資源上的短板：捐贈一批遠程教學設備，并邀請全國一線教師一起前往鄉村學校培訓、進行示范課研討交流。
“黎明的那道光會越過黑暗，打破一切恐懼我能找到答案”，位于貴州畢節市團結鄉的團結小學，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合唱團。在這之前，他們與遠在一千公里外的廣州荔灣區童聲合唱團同上一堂課。
通過把基礎的樂理知識和希沃智慧課件融合，廣州荔灣童聲合唱團和團結小學的學生們可以同時參與課堂實踐，實時互動。
這一次的探索與嘗試，為希沃公益行提供了指路牌。此時，希沃公益行進化到3.0階段：依托信息技術助力鄉村教育優質均衡發展。
模式
胡婷玉透露，3.0階段的希沃公益行將有三個新變化：
其一，將會從多媒體教室捐建逐漸轉向遠程課堂捐建，未來3年，計劃捐建500間遠程課堂;其二，幫扶學科的選擇將更為多元化，將聚焦美術、音樂、體育、英語等鄉村學校的薄弱學科;其三，將從一家企業的“獨角戲”轉變人人可以參與的公眾事業。
胡婷玉和靳雙源在受訪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名言：“教育的本質意味著，一棵樹搖動一棵樹，一朵云推動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
“影響和推動，會在鄉村教育發展過程中迸發出裂變的力量。”靳雙源補充道。
據悉，廣州市視源公益慈善基金會業已聯合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南方周末公益基金推出“千里課堂”項目，計劃落地在貴州、廣西、四川、云南、西藏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地區。
該項目內容包括：為鄉村學校提供信息化設備，建設遠程課堂;幫助鄉村學校與城市學校形成結對幫扶，通過“一校帶多校”的幫扶機制讓城鄉共享優質教育資源。
項目還將繼續為鄉村教師提供成長支持服務，通過專業的教師培訓團隊下鄉支教，幫助鄉村教師把信息化技術與課堂教學深度融合，以革新教學思維。
回溯希沃公益行的發展脈絡，一個清晰的教育信息化發展模型展現在人們面前：圍繞教育信息化建立“人、貨、場”，即師資、設備、環境，三者缺一不可。
從設備角度來講，希沃針對信息化教學場景，推出了希沃白板、希沃易課堂等教學軟件應用，提供課件制作、互動授課、在線課堂、微課錄制、海量高質量課件資源庫等多項功能，滿足線上、線下教學的多個場景教學需求，讓老師能一站式完成教學環節的主要流程。
胡婷玉強調，在簡單的設備與物資捐贈之外，還需關注鄉村學校“學、用”兩張皮的現象，幫助鄉村學校“學以致用”。
設備作為知識載體，是這一模型的基礎，而師資則是模型運轉的核心動能，為信息化發展演進提供內生動力。“一帶一，一帶多”，胡婷玉表示，“我們把當地的老師培養起來之后，當地的老師再去培養和影響更多的老師。我們始終認為老師成長了，他才能幫助更多的孩子。”
從設備到師資，當二者融合、互相連接之后，一個看起來微小的“場”便形成，即圍繞學生生成的數字化環境。當一個個“場”匯集，一股推動鄉村教育發展的巨大力量便得以形成。
但不可忽視的是，由于數字鴻溝的存在，這些“場”的發展水平并不相同。胡婷玉介紹到，“有的時候一個教學點就一個孩子，生源少，教師少，課上不齊，上不好，通過科技賦能的形式，先解決這個痛點的問題。”
零散的教學點通過遠程課堂的形式串聯起來，中心小學帶動教學點做長期的遠程課堂的支持。如此，授課不再是定點的一對一式教學，而是可以一對多，最大程度的課堂連接就意味著最大程度的知識傳遞。整個數字化改造過程中，學生、學校一個都不落下。
同時，希沃設備通過對教師教學行動軌跡的錄入與數據的可視化分析，老師可以清楚看到學生與自己的教與學情況，再做針對性分析，定制個性化培養方案，整個過程沉浸在數字化的環境中。
極致的“人、貨、場”模式打造鄉村教育的數字化供應鏈與數字化場景培育，使三者成為一個閉環，讓數字化成為鄉村教育的基礎性工具，依靠自生動力源源不斷賦能于鄉村教育。
正如胡婷玉所說，“無論教育技術怎么發展，無論希沃公益行的未來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希沃公益行關注‘人的成長’的精神內核始終不會改變。”
這樣的成長不只發生在孩子、老師身上，還發生在希沃人的身上。
“課后，學生們在做語文作業組詞的時候，老師讓他們用希望的'希'組詞，孩子們組的詞是‘希沃’，希望的‘希’，沃土的‘沃’”，胡婷玉分享一段真實經歷，“當這張圖片在希沃內部傳播時，希沃人感受到莫大的鼓勵。”
當大山合唱團的公益視頻播出后，來自希沃的工程師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終于理解了我的工作、我敲的每一行代碼背后對于中國教育的意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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