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從公開征求意見起就讓家長頗為關注的《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減負方案》)正式發布，其明確不得超進度教學，統籌控制作業總量，規范學生在校作息時間，不對外公開考試成績和排名等。

　　同一天，河北省也公布了《河北省中小學生減負措施實施方案》，指出要嚴格依照課標教學，嚴控書面作業總量，堅決控制考試次數。

　　其實，各地的“減負令”，主要就是落細落實了此前由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的《中小學生減負措施》。

　　減負，要動真格。但部分家長對于減負，似乎還是持觀望態度。孩子的負擔減了，家長的焦慮也能減嗎?

　　負擔越重不等于成績越好

　　浙江省教育廳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小學生減負，要減的是過重的校內外學業負擔。減負不是簡單地縮短在校時間、減少作業量、降低課業難度，而是要把校內外不合規、不合理、不科學的過重學業負擔減下來;同時，要把思政、音樂、體育、美術、勞動實踐教育等方面有欠缺、未達標的強化起來。

　　其指出，從歷年學業負擔監測結果來看，學生學業負擔日趨加重，但學業成績并沒有水漲船高;負擔感受輕的學生的學業成績明顯高于負擔感受重的學生。

　　數據顯示，四年級學生每天家庭作業時間1—2小時的學業成績最高，每周校外補習3—6小時的學業成績最高，再延長作業時間或補習時間，學業成績反會下降。而且，2018年的監測進一步發現，只有當學生負擔感受較輕時，適當增加作業與補習時間才有正向作用;而在學生負擔感受一般或較重時，想通過增加作業和校外補習等方式來提高學業成績事與愿違。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后王捷從社會層面來分析學習負擔。他指出，作為政策制定者，需要對學習時間進行控制，因為教育涉及到兒童的身心健康，而家長有時未必能做出完全理性的選擇，“要防止學校、家長和學生過分看重短期利益，需要保證孩子的睡眠、體育鍛煉和社交時間，保證孩子的全面發展時間。”

　　家長焦慮不只因教育系統

　　《減負方案》也提出，要實施家長素養提升工程，5年內70%以上中小學校建立數字家長學校。

　　上海師范學院副教授王健問了一個問題——老百姓現在內心深處答不答應減負?當大多數人都在焦慮，“輕負”也容易成為口號。有些家長嘴上喊著支持“輕負”，但真正的想法卻是，最好別人都去減負，自己的孩子就能夠脫穎而出了。

　　他坦言，教師是所有教育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事實上，大多數教師沒有受過專業的命題和作業設計的訓練，在師范院校的職前培養和職后培訓中，這都是空白和薄弱環節。“沒有這樣的訓練，布置的作業怎么會精準、適當、合理?所以，要減負，必須要提高教師的專業化水平。”王健說，要提高教師專業化的水平，需要職前職后的教師教育體系的優化，更需要增強教師崗位的吸引力。

　　對減負政策的疑慮，實際上折射的也是家長對減負政策穩定性、持久性、落實性、成效性的擔憂。王健說，如何通過升學評價制度的綜合改革，讓真正守規矩的家長有獲得感、讓野蠻訓練的家長沒有機會鉆空子，大概是教育政策設計者需要深思的課題。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副研究員高政分析，學業負擔之所以存在，并不僅僅是教育系統自身的原因。畢竟，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愿望普遍存在。教育不僅是培養人，也承擔著篩選和選拔的功能。優質的教育資源總是有限，所以教育系統內的激烈競爭就不可避免。

　　家長和學校擔心別的孩子、別的學校搶跑，大家陷入一種囚徒困境。高政說，可能真正能起作用的是政策和教育制度。“減緩焦慮，最終還是要靠社會經濟的發展，邁向更為完善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