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提示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是“中國之治”在法治體系上的最大特色，有效地結合了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兩大顯著優勢，為實現“中國之治”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支撐。

　　從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并提出“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目標要求，再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圖譜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作用越來越凸顯，需求也越來越緊迫。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是“中國之治”的鮮明特色

　　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族復興必然是空想。“中國之治”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成就。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之治”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中國之治”的一大優勢。由于中國共產黨在引領和實現“中國之治”中的核心領導作用，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重要環節，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與自我完善的內在要求和制度保障，而且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構成“中國之治”的鮮明特色。

　　黨內法規是體現黨的統一意志，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依靠黨的紀律保證實施的專門規章制度。黨內法規是在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和治國理政中逐漸形成和發展的治理工具。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使用“黨內法規”一詞，以之作為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規范。黨的十四大首次把“黨內法規”載入黨章，明確了黨內法規在黨的制度建設中的重要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制定或修訂一批基礎性、引領性、主干性黨內法規，為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全面從嚴治黨筑牢了“四梁八柱”。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總體框架，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是法治體系發展的一大創舉，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一大特色。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結合”，并且提出了“加快形成覆蓋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各方面的黨內法規體系”的目標要求。黨的十九大之后，一批重大、關鍵的黨內法規頒布施行，黨章權威更加凸顯，黨的組織法規更加完善，黨的領導法規更加全面，黨的自身建設法規更加豐富，黨的監督保障法規更加科學，黨內法規日益深入黨心民心，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駛入快車道。

　　黨內法規作為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相結合的產物，為“中國之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黨治理道路。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與西方國家通過憲法或者政黨法在執政黨外部進行制約和監督不同，中國共產黨走出了一條通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政黨治理之路，開創了通過政黨內部規范進行自我革命、自我監督的新路徑，成為堅持和鞏固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也成為“中國之治”的有力支撐。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之治”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內法規以制度的規范力、引領力、約束力和執行力確保黨的領導地位始終不動搖，黨的宗旨和性質始終不變色，黨的初心和使命始終不消褪，為推動國家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提供了強大的制度驅動力。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張新要求新論斷。一是發出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速升級的總號令，明確提出加快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貫徹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深化黨的制度建設制度改革，堅持依規治黨，建立健全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推進黨的各方面建設的體制機制;二是從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以及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兩個方面，提出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具體任務，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的各項制度，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以及健全黨和國家監督制度，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等;三是對制度執行提出了具體要求，明確各級黨委和各級領導干部要切實強化制度意識，帶頭維護制度權威，做制度執行表率，帶動全黨全社會自覺尊重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內容詳實、充分，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向縱深推進的任務書。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內容主要分布在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以及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兩大部分絕不是偶然的，而是通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把國家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必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之治”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巨大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要讓權力運行既能夠“行之有效”又能夠“行之有度”，必須把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和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有機結合。在此意義上，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一方面確定黨的全面領導制度，把黨的領導規范化、具體化，把黨的領導方式程序化、制度化，疏解黨的領導和具體工作之間的中梗阻，暢通黨的領導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渠道;另一方面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建立黨內監督為主導的監督體系，律定權力行使的條件和邊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使權力始終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確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幸福。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構建了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高效的黨內法規制度實施體系、有力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保障體系，不斷充實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從而豐富了國家治理體系。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又通過制度不斷堅持和鞏固黨的全面領導，實現黨的自我革命和自我監督，更好地發揮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從而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可以說，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推動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中國之治”增添了光彩。

　　做好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法規是治黨之重器，良規是善治之前提。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同時，也需要不斷實現自身的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非常強調制度的“科學性”，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出重大論斷時，使用了“科學制度體系”來描述。黨內法規科學與否，關系到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大局，關系到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的效果，也關乎支撐“中國之治”的全局。以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助推“中國之治”，必須不斷提高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科學化水平，把握立規和執規兩個關鍵，提高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質量，搞好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更好與“中國之治”要求相契合的關鍵。制度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制度發展各項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四梁八柱”基本建立的情況下，推動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更加科學化、規范化成為重中之重。以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必須不斷提升黨內法規立規工作的科學化水平。按照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嚴格落實《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規定，緊密結合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需要，緊密結合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新形勢，把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以及全面從嚴治黨中形成的好做法、好成果及時轉化為黨內法規，把黨的全面領導通過制度構建形成穩定有效的體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發揮好黨內法規的確認功能、指引功能和規范功能;同時建立立規質量管控機制，防止“立規部門化”“立規利益化”，增強黨內法規的權威性、民主性和適用性。

　　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黨內法規立規不易，執規更難。做好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需要根據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和制度實施的需求，不斷推動黨內法規各項實施機制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建立黨內法規解釋機制、備案審查機制、清理評估機制、配套立規機制和執規責任制，推動黨內法規與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實踐緊密結合，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不斷與時俱進，確保黨內法規能夠落實到位、務實管用。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是“中國之治”在法治體系上的最大特色，有效地結合了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兩大顯著優勢，為實現“中國之治”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支撐。在“中國之治”的新藍圖漸次展開，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穩步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的時代背景下，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以黨內法規凝聚起全黨共識，以黨內法規鞏固和實現黨的全面領導，“中國之治”的前景必定更加光明。

　　(作者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黨內法規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