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2月，世界數字教育大會在北京舉辦，大會主題為“數字變革與教育未來”。近年來，不少國家紛紛出臺數字化發展戰略，順應數字時代潮流推進教育變革和創新。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中，教育數字化如何助力“數字中國”建設？數字化如何重塑中國教育的未來？本期專刊特邀專家展開討論！

　　打造全球教育數字化“變革引擎”

　　黃榮懷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教育數字化，建設全民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學習型大國。聯合國教育變革峰會指出，全球教育面臨嚴峻挑戰和學習危機，迫切需要教育變革，必須充分發掘數字革命的力量，確保將優質教育和終身學習作為一項共同利益提供給所有人。

　　世界數字教育大會召開恰逢其時，是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舉措，也是實現聯合國教育變革峰會承諾的重要途徑，有助于推進建立教育數字化變革全球伙伴關系，互學互鑒，傳播經驗，提升我國在數字教育領域的國際影響力。教育數字化將為教育系統變革提供新動能，推動構建智慧教育新生態，賦能數字經濟發展，助力“數字中國”建設。

　　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

　　為教育改革提供新動能

　　目前，我國中小學（含教學點）互聯網接入率達到100%，99.5%的學校擁有多媒體教室；國家智慧教育平臺匯聚基礎教育資源4.4萬條、職業教育精品在線開放課程6757門、高等教育優質慕課2.7萬門，訪問總量超過67億次，成為規模巨大的教育資源中心和公共服務平臺；“互聯網+教育”示范區、“智慧教育示范區”、信息化教學實驗區、人工智能助推教師隊伍建設試點等因地制宜進行了大膽的探索。總體來說，我國教育信息化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和歷史性突破，邁向智慧教育的中國教育數字化轉型新階段。

　　可持續發展的數字化轉型需要在教育系統中實施全要素、全流程、全業務和全領域的數字化進程。首先，教育教學過程涉及培養目標、教育內容、教學模式、評價方式、教師能力和學習環境等，各要素都需要在數字化的演進過程中作出適應性調整，從而實現協同發展。其次，學校辦學與人才培養包括招生與選拔、教學與課程、研究與管理、升學與畢業等環節，要充分發揮數據在整個流程中的作用，在各個環節中無縫銜接與流動。再其次，區域教育治理與服務涉及發展規劃、課程教材、教師發展、學生成長、科技支撐、教育裝備、國際合作、教育督導、教育研究等，全業務的數字化進程需要確保數據及信息鏈共享、業務鏈互通，支持智能化服務。最后，從全域視角，數字化轉型要涵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成人與繼續教育以及社會培訓等領域，同時也要兼顧城市和農村等地域教育的均衡與公平，進而構建公平包容、更有質量、適合人人、綠色發展、開放合作的數字教育體系。

　　夯實數字化能力

　　打造教育智能引擎

　　數字化能力是建設學習型社會和學習型大國的基礎，主要包括學習者及相關從業人員的數字素養和技能與數字化學習環境支撐能力。一是著力培育數字化思維和應用能力。數字技術的應用只是手段，數字化思維才是教育轉型的靈魂，關鍵在于達成數字素養能力框架共識，構建數字素養與技能評估體系，開發教師數字化備課授課解決方案和教師教育數字圖書館，共建面向不同群體的數字能力培養課程。二是持續優化學習環境的數字技術支撐能力。聚焦學校數字化學習環境的優化，利用數字技術搭建智聯融通的智慧校園和智慧教室，協同聯動建設家庭和社會的數字化學習環境，為學習者提供跨場域的連通性和情境性學習體驗，實現家校社協同育人。

　　此外，數字化能力建設還要充分發揮科技助力作用，利用“社會治理與智慧社會科技支撐”、科技創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成果，促進學生成長智能感知、教師發展智能服務、育人環境智能升級、公共服務智能協同，釋放科教融匯的巨大潛能。

　　完善數字化標準

　　解鎖教育智聯密鑰

　　聯合國教育變革峰會提出，數字化學習內容、能力和互聯網連接是促進教育變革的“三大密鑰”。標準化是實現數字資源共享、數字能力評估、學習環境智聯的重要保障。研究和建構數字教育視角下的標準體系主要涉及三個方面。

　　一是技術標準體系。技術標準具有明顯的基礎性、通用性和先導性特征，包括平臺架構、訪問入口、信息安全、數據交換、知識圖譜、產權管理等。二是質量標準體系。質量標準體系應能夠直接衡量數字化應用的價值、效率、效益等，包括數字教材、在線課程、學習交互、學習評估、項目評價、質量管理等。三是服務標準體系。服務標準體系的范圍應包括學習環境、學習支持、技術服務、內容確權、知識付費、培訓認證等方面。這也是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有效配置資源、提高效率、推進數字技術及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世界數字教育大會圍繞平臺、數據、資源、素養四個方面發布的智慧教育平臺系列標準，全面支撐教育系統的數據匯聚、網絡智聯和平臺建設，為數字教育資源的共建共享、質量管控和長效發展提供了有效路徑，為世界各國數字教育發展提供了有效助益和參考借鑒。

　　健全數字化服務

　　孕育教育智治生態

　　數字化學習公共服務是一種由公共部門提供并面向不同地域大規模學習者的數字化、包容性和高質量的學習支持服務。聯合國教育變革峰會發起“公共數字學習門戶”倡議，旨在創建包容性數字學習平臺和內容，形成一個全球性公共數字學習資源網絡。許多國家充分發揮智能技術互聯互通、開放共享的優勢，構建大平臺、大資源、大服務體系，打造教育大腦和學習門戶，推動教育數字化服務與治理，為農村和邊緣人群提供更多學習機會與資源，促進教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只有統籌提升國家和區域教育公共服務能力，強化數據賦能，才能更有效地推進教育數字化治理。重點是整合優化教育數字化組織機構，促進區域內機構間業務的高效協同；充分利用國家智慧教育平臺，不斷擴大覆蓋范圍和應用對象，提升基層教育機構的服務能力和效率；創新數字教育資源開發和共享機制，優化校內外數字教育資源供給渠道；加強數字化培訓服務和青少年數字化學習產品治理，形成教育數字化治理新策略和新能力。

　　推動數字教育國際合作

　　引領全球智慧教育發展

　　全球教育數字化轉型邁向新階段，各國均將數字化作為創新教育、提升綜合國力的重要途徑，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帶來的教育紅利，共同提升教育領域危機應對能力。

　　面向教育的未來，為落實教育數字變革國際共識，促進科技與教育雙向賦能，引領全球智慧教育發展，一是建立世界數字教育聯盟，打造全面、務實、包容的高質量合作伙伴關系；二是加強各國教育數字化政策對話，就教育數字化的新理念、新方法、新形態，以及規劃、標準、監測評估等廣泛深入交流；三是鼓勵各國、各利益相關方協同開展數字技術教育應用循證研究，如開展人工智能教育社會實驗，構建國際通用的智慧教育指數，開發政策分析和教育監測工具包；四是優先關注青年和邊緣群體，充分激發青年創新創造潛能，合作開展面向婦女、女童和殘障群體的數字教育的能力建設，消除數字鴻溝，建立包容和公平的文化，攜手打造全球數字教育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戰略研究基地（北京）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智慧學習研究院院長】

　　數字化賦予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新動力

　　柯清超

　　教育數字化是利用信息技術對教育要素進行數字化改造和功能提升，實現教育環境、教學過程、教育管理、教育評價與師生素養的數字化轉型，進而促進教育創新發展，支撐構建更加公平、更有質量的教育體系的過程。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推動者在不改變既有組織及其根本運行架構的基礎上，應用數字技術悄然地改變其具體運作規則，甚至顛覆規則，再造教育流程，并在不破壞學校物理基礎結構、不弱化組織固有功能的基礎上，在新的虛實融合空間層面連接與重構教育要素，實現教育資源供給結構、教育治理結構、師資配置結構、課程與教學組織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為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結構動力。

　　數字化為基礎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提供牽引力。自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數字中國”以來，數字化已逐漸躋身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導地位，深刻影響著教育的發展改革。“十四五”時期，國家出臺系列政策舉措以加強教育數字化建設：“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聚焦教育等重點領域，推動數字化服務普惠應用”；“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加快推動文化教育等領域公共服務資源數字化供給和網絡化服務”；“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提升計劃”列為優先行動；教育部在2022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啟動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推進教育數字化”……以數字化為引擎，牽引基礎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我國新時期基礎教育發展與變革的大趨勢。

　　數字教育是“數字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強數字教育的牽引力，需要以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指引，提高對教育數字化重要性的認識；增強數字教育的牽引力，需要發揮數字教育資源的規模化與靈活性優勢，助力教育公平；增強數字教育的牽引力，需要持續夯實教育數據基座，賦能教育教學質量提升與教育評價改革。

　　數字化為基礎教育服務的供給改革提供推動力。數字化發展通過互聯網重新連接教育體系的各種要素，重塑教育的基本結構，擴大優質資源供給規模，豐富資源供給渠道，形成新供給、新業態。疫情防控期間，我國基礎教育通過互聯網快速匯聚整合大量優質數字資源，支撐全國性大規模“停課不停學”線上教學活動，助推線上教育服務供給發揮規模化效應，迸發出巨大社會效益。

　　2022年3月上線的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目前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礎教育資源數字化中心和服務平臺，平臺提供的優質資源，能夠有效服務學生自主學習、教師改進教學、農村學校提高質量、家校協同育人、“停課不停學”等需求。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已成為構建我國數字教育生態的重要基座，在區域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平臺通過資源賦能、數據賦能、連接賦能和技術賦能四重機制，支撐區域基礎教育的改革與教學創新。

　　數字化為中小學校的系統性轉型提供內驅力。數智化時代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們對教育的訴求從標準化、規模化的階段性學校教育，轉變為對時空靈活性、服務智能化、路徑多元化的全民性終身教育需求。近40多年來，我國中小學的辦學條件得到極大改善，但從全國范圍看，目前大部分中小學的管理模式、課程體系、教育教學組織形式、評價方式還停留在工業時代的辦學模式，學校缺乏系統性轉型的主動性與內驅力，學校的教育觀念與人才培養方式落后于信息社會發展。

　　隨著各種數字技術的智能升級，師生已進入一個人機協同、認知增強、虛實融合的數字化學習時代，伴隨著數字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教師與學生，其學習認知方式、工作生活方式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傳統學校教育教學模式提出了從知識積累、技能訓練向知識創新、素養形成發展等新的轉型要求，形成了一股源自學校內部變革需要的“自下而上”的轉型推動力。同時，我國近年來推行的教育評價改革、“雙減”等政策，也對傳統工廠化灌輸式教學提出了挑戰，倒逼學校思考如何應用新思維、新技術，推動學校的教育教學進行系統性深層次轉型，探索數字社會背景下的大規模因材施教多樣化人才培養模式，為科教興國戰略提供人才支撐。

　　（作者系教育部基礎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信息化教學專委會委員、華南師范大學教授）

　　數字化戰略行動孕育新的教育文化

　　李玉順

　　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實踐已超越先前意義上的資源、系統、評價及模式發展，走向場景、業務、機制和文化的創新，國家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加速了教育變革進程。當前，這一發展動能正催生出新的教育文化，并反映在教育治理、網絡研修、共同體建構及科技向善的價值追求等諸多層面。

　　科技賦能的教育治理文化。歷經學校信息化、區域信息化和“互聯網+教育”多模式發展過程，教育數字化發展面臨著深刻的時代性挑戰。一方面數據賦能的現代教育治理給教育管理帶來了時效性、動態性和精準性的特征，跨域合作、跨部門合作逐步成為常態；另一方面，課堂教學實踐邁向以素養為導向的全過程育人，教師的跨學科教學實踐能力、持續性表現性評價能力等專業發展需求越發強烈，這些教育實踐需求反向訴求教育治理的綜合性與協同性。因此，多主體協同是教育數字化賦能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學校治理上，應推動校本化教研、科研、教學及教師發展的協同；在區域治理上，應推動面向學校業務域的流程化協同，建立協同、對話、創生、共享的區域教育治理文化。加強橫向、縱向協調聯動，建構縱橫相通的數字教育治理文化環境，確立齊抓共進、運轉高效和協同發展的教育數字化管理新思路。制定保證多主體協同發展的引導性政策文件體系，構建政府、中小學校、高校、家庭和企業等多方參與聯動機制，建設權責明確、協同精細、流程優化的協同教育服務機制。推進各類管理數據高效采集、有效整合和深化應用，打造“多元參與、高效協同、精準時效、開放共享”的教育綜合治理新生態。

　　“互聯網+”賦能的研修文化。服務教育數字化戰略，亟須更新教育觀念、升級育人模式、創新課程形態、發展課堂生態、推動評價樣態，最終落實都需要教師隊伍專業能力水平的整體提升。這需要深刻的、廣泛性的教育文化變革，應大力推動“互聯網+”研修文化的創新發展，應發展多層級“互聯網+教研”生態，以適應“引領與保底”“伴行與共生”特征需求的大規模、高層次現代教師專業能力發展需求。

　　為此，應進一步創建新時代“互聯網+教研”理論體系。立足中國大地教育實踐場域，以多層級理論專家及一線實踐專家引領，推動教師發展領域的廣泛匯聚、跨域對話、群智協同，以自下而上實踐生成的視角，為廣大一線教師提供貼身的伴行力量。立足現有教研體系，開放性建構互聯網環境下師范高校引領、多領域專家合作、行業旗艦平臺協同、服務生態融合的新教研，實現理論與實踐有效融合及持續迭代發展，為教師提供針對性、精準性和時效性的專業學習體驗。

　　虛實空間融合的共同體文化。教師是教育數字化轉型中的關鍵角色，教師專業化發展除了需要注重提升其專業知識及教學技能外，還需要注重數字素養以及學習科學、腦科學等知識域的學習，需要從創新開放性、富有韌性和發展張力的新組織形態中獲得終身發展的能量。要著眼物理空間和網絡虛擬空間的融合，建構時空、地域、機構、人員等全要素重構的教育數字化實踐賦能體系，形成多層級、區域性、主題化的互聯網教研共同體。

　　共同體通過跨校、跨區域現代化教育實踐，圍繞課程、課堂、評價和立德樹人等主題，創新互聯網化教研、教學和虛擬組織產品與服務，開展群智性、開放性實踐與對話。在多樣化網絡研修實踐共同體中，參與教師基于共同目標、共同愿景，開展共同主題的共同體模式實踐，實現教師身份從新手到專家的動態轉變，助力廣大教師的專業成長。

　　科技向善的創新育人文化。隨著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創新性應用，特別是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技術元素廣泛進入教育教學核心地帶，沖擊和改變著整個教育系統生態和教育秩序，尤其體現在人文價值、教育中的人倫關系、教育結構和教育價值等諸多方面。同時，人工智能教育應用本身由于缺乏有效的技術標準、合理的倫理限度及“強制性”法律手段加以規約，其引發的倫理爭議嚴重制約了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教育治理能力提升的現實挑戰，也在實踐上給一線教育管理者帶來了現實困擾。在育人為本、科技向善科技倫理原則下，教育領域科技應用要面向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涵蓋知識、技能、態度、情感、價值觀等維度，因此，要進一步探索構建人工智能與教育更自然更融合的未來教育新生態，培育與發展科技向善的創新育人文化。

　　（作者系教育部基礎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信息化教學專委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