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過去大半，“開學經濟”正在籌謀。學校附近往往是各類商家小店扎堆之處，但也有生意禁區。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學校、幼兒園周邊不得設營業性娛樂場所、酒吧、網吧等場所，也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煙、酒、彩票或者兌付彩票獎金。但是，這個“周邊”究竟是多少米？法律并未予以明確。據上觀新聞報道，上海市人大代表、市三女中校長潘敬芳日前表示，去年年底，在學校附近開有一家餐館，柜臺一角在賣酒，并發現有商家售賣酒精飲料給學生的情景，建議對“周邊”距離予以界定。

　　周圍環境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古今早有共識。應該說，在教育機構周邊劃出禁止紅線，的確是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創設性立法規定。倘若學校、幼兒園周邊燈紅酒綠，營業性娛樂場所、酒吧、網吧、彩票銷售點林立，將對青少年學生產生難以遏制的誘惑，帶來較為嚴重的負面導向作用。

　　客觀上看，我國法律規定了“周邊”，但沒有具體予以明確。這其中既有現實的困難，也有立法者的考慮。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社情、民情差異大，就立法技術而言，國家層面的法律規范要更為抽象，不可能包羅萬象、具體到方方面面。2021年3月，國務院某部門就“周邊”問題函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當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復函：鑒于各地實際情況不同、差異較大，未對學校、幼兒園“周邊”的具體范圍作出規定，可由地方結合本地實際作出明確規定。

　　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放權”地方進行操作的做法，并沒有收到預期效果。比如，調研中發現，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實施過程中，不同地域對“周邊”的理解和執行并不統一。媒體記者發現，就算是在同一個市，“有的區按照50米距離計算，有的按照200米來計算”。有的城市制定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實施條例，只是局域性解決了這個問題，又繼續將明確“周邊”的權力“下放”，規定“學校、幼兒園周邊一定范圍內不得設置煙（含電子煙）、酒、彩票銷售網點，具體范圍由煙草專賣、市場監管、民政和體育等主管部門確定”。這些做法，給法治統一、監督執法帶來新課題。

　　保護青少年權益，邊界不能“模糊不清”。結合實際情況，國家法律層面明確的“周邊”，應當在地方性法規立法層面盡早得到進一步界定。近年來，一些地方相繼通過立法，如《北京市中小學校幼兒園安全管理規定（試行）》中明確，校園周邊200米是學生“安全區域”，在這一區域里，禁設網吧、歌舞娛樂、游藝娛樂、彩票專營等營業場所。此前還有規定，不得銷售不利于身體健康的“五毛零食”，學校周邊100米范圍內禁止銷售煙草制品。平心而論，這一立法試水雖然覆蓋并不“全面”，對“售酒”即未作規范，但統一規范“周邊”具體距離、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做法，仍值得其他地方參考和借鑒，共同推動“周邊”更加清晰可辨。

　　徒法不足以自行。各地立法明確了“周邊”之后，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面，就是能不能做好監督執法。之前，一些地方在行政審批時，即有的放矢堵上了這個“口子”，對規定“紅線”內的辦證申請，一律不予放行，可以說做到了“釜底抽薪”。與此同時，有關職能部門還需要加強日常監督，不能等著校長、教師去發現，職能部門要加強主動性，及時發現違法違規現象，跟進予以查處，讓具體規范落實到位，共同守住法律防線，更好地呵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作者系空軍軍醫大學基礎醫學院法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