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已經造成全球逾15.8億兒童和青少年停課，占全球注冊學生總數的91.3%。目前，國內疫情防控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各地已經或正在準備有序開學。在停課期間，各國紛紛啟用了在線教育，讓學生借助網絡進行學習。但相關理論與事實證明，從促進兒童身心發展、促進社會公平、風險管理等角度來看，學校教育依然無法替代，及早復課，有利于遏制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

　　復課有利于彌補校園停課導致的學生發展損失

疫情期間，我國許多學校響應“停課不停學”的號召，積極利用網絡課程資源和線上會議、直播平臺開展教學。但無疑，在教學效果和其他技能(如社交技能)培養上，面對面互動的教師、同伴環繞的學習環境和真實的校園氛圍，仍然是線上教學難以替代的。校園為學生創造了更直觀的同伴“合作與競爭”的關系，也提供了更實在、更高效的師生互動機制。線上學習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學習的自律性，但我們對學生居家學習所需的“自律性”并不應該過于樂觀。有調查表明，在日本、愛沙尼亞等國家，學生的確有自律學習的習慣;有些國家，如西班牙、法國等，學生自律性是極少的。我國學生自律學習的效果也不應被高估。

在學習自律性不高的情況下，持續更長時間不開學，學生面臨的不只是對未來學習的耽擱，還有不可避免的對已學知識的遺忘，而這一遺忘的后果是較為驚人的。美國一項研究預計，一個正常的8歲兒童在整個疫情封鎖結束后重返校園時，將會遺忘(秋季學期以前)一整學年的數學學科知識。這并不是危言聳聽，根據更加量化的指標，兒童在漫長的暑假后基本會遺忘上一學年20%至50%的知識。

此外，初等教育還需要面臨另一個困難，即學齡兒童的重要學習階段一旦錯過，其帶來的終身損失難以彌補。根據瑞士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的認知發展階段論，小學兒童思維由具體形象思維向抽象邏輯思維過渡，這一轉折年齡對應在四年級(10—11歲)。林崇德教授對小學兒童數學概括和運算能力發展的研究也指出：一般教育條件下，四年級兒童在數學概括能力發展中有明顯變化。根據教育效果不同，更寬的范圍在三到五年級間。強調關鍵年齡，是要求小學教育工作者適應小學兒童發展的飛躍期并施以適當的教育。此外，早期的語言學習、人格形成等諸方面都仍然要依靠學校教育，錯過關鍵期對于學生個體的終身發展是一種損害。

在不開學的情況下，階段性成績的測算也是需要考量的。學業成績作為學生個人發展的重要指標，自然不能以草率的測算方法替代。如在法國，今年的考試一律取消，成績由教師根據學生之前的表現情況預估產生，這引起了廣泛的擔憂和質疑。

　　復課有利于遏制疫情期間社會差距擴大的勢頭

首先，我們要承認現行線上教學本身的不平等因素。網課要求符合條件的電子設備與穩定良好的網絡狀況，這對很多貧困家庭和生活在山區的孩子而言并非易事。有些家庭里有幾個孩子，有限的設備和較拮據的家境無疑對孩子接受教育造成了難言的困窘。即便有了手機，長時間網課消耗的流量資費也使貧困家庭難以承受。有的貧困家庭孩子希望不上網課，有的孩子為上網課只能借用鄰居家的網絡或者到有網絡的其他場所。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社會現實。

其次，在家學習要求更多的父母參與度。對于教育背景好、家境寬裕的家庭而言，比較容易達成，而文化水平不高、貧困家庭在這一方面顯得弱勢許多。在較為貧困落后的家庭，學生在家更容易分心。有些學生在家還要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有些還要自己勞動貼補家用(尤其在疫情中經濟受創、家庭收入急劇縮減的情況下)。這在學生線上學習的參與和出勤數據上都可以反映出來。英國慈善機構薩頓基金會的調查顯示，私立學校小學生超過一半都參與到了每日線上課堂的教學活動，而公立學校只有不到1/5。美國也有類似的對比研究，施行疫情封鎖措施后的第一周，一些普通學校反饋，1/3以上的孩子都沒有登入線上學校系統，更不要說全部參加課堂學習了;而精英私立學校的學生做到了百分百出勤率，且一些富裕家庭還會雇用全日制導師教學。

此外，還有更多原因致使貧困家庭的孩子因不開學而承受更大代價。學校作為一個公共扶持領域，對兒童的幫助不局限于學業。在某些地區，學校為孩子提供免費午餐、牛奶補助等，定期為適齡兒童體檢、注射疫苗。對于貧困家庭而言，離開學校，這些福利自然就沒有了。有研究認為，對于一些在赤貧線上掙扎的國家和地區，有些孩子在疫情期間離開學校超過一段時間，就意味著再也不可能重返校園了。

故此，教育公平問題在疫情期間更為凸顯，而開學有助于彌合疫情所帶來的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所顯現的裂痕。

合理的強制返校是平衡風險之舉

基于以上諸多考慮，許多國家不愿意采取“太咄咄逼人”的政策，提出了“自愿返校”。5月2日，《經濟學人》發表文章指出，“自愿返校”的“自愿”也有教育不平等的陰影。法國近期民意調查展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分野：中產以上的家庭中有48%的父母愿意把孩子送回學校，而較為底層的貧困家庭中只有18%的父母表示會把孩子送回學校。在英國，處于弱勢的孩子(包括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只有5%回到校園，95%的學生沒有返校。因此，為了促進教育平等、平衡風險，合理強制開學的效益應該被重新審視、評估。

“強制”開學不是強人所難，更不是拿學生的生命健康當兒戲。這是平衡風險的舉措，除了從學生個人發展和社會公平的角度出發，對醫學事實的考量也十分必要。因為就目前醫學數據而言，年輕人的感染比例遠小于中老年人，染病后的康復概率也高許多。

但“強制”開學也不是死板的、教條的。對于確有特殊情況的學生，應秉持以人為本的思想，為他們提供不同的應對方法，譬如讓身體狀況差的學生在家繼續休養，讓返校交通不便的學生延緩返校等。采取一定幫扶措施，支持這些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同樣的學習進度。對于返校的學生，必要的檢測、隔離、衛生指導以及醫療用品的供應應當提前到位。隔離期滿后，在一定限度內調整好適當放寬的管理方式，也應當制定得詳細周全。只有這樣，合理強制開學、及早開學才能順利進行。

(作者單位為南京師范大學，馮建軍系該校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