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到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教授滕珺寄來的專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政策話語演變與分析》。作為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工作了25年的教育工作者，我很欣慰，新一代的年輕人中有人愿意專注于教育多邊組織研究，愿意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這是中國社會經濟文化不斷發展的表現，也是中國提升國際影響力的必要條件。
　　
　　作為全球教育發展和對話的重要平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懈地通過教育、科學和文化促進各國間合作，對和平和可持續發展努力作出貢獻。在過去的70多年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是適時地根據國際社會發展的問題，提出相應策略，并通過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分支機構，實施相應的教育項目，進而推動世界各國教育發展。比如，上世紀9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全民教育”理念、2015年提出繼續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目標，都得到各國政府的認同和支持。因此，我認為書中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引領全球教育理念的精神‘中樞’”的評價是中肯的。
　　
　　同時，我也贊同書中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精神氣質的分析。作者明確提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成立以來一直堅守人文主義的立場，這與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年的工作經驗是高度吻合的。與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多邊機構不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別強調教育的本體價值，強調教育對于人的自身發展至關重要。如書中所述，21世紀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就教育是否應該被列入服務貿易這一問題產生了很大的意見分歧，前者堅決反對將教育劃入貿易范疇，而后者又努力將教育列入教育談判。最后，雙方不得不互相妥協，對“教育服務貿易”這一概念進行了修正，提出“跨境教育”的概念，并將跨境教育活動歸納為三種主要形式：人員跨境交流、項目跨境交流和教育機構跨境流動。
　　
　　書中還系統分析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過去70年間“人文主義”自身的發展演變。在其成立之初，第一任總干事朱利安·赫胥黎針對二戰后教育重建、文盲泛濫和文化阻隔等問題，提倡“科學的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首先必須是普遍的人文主義，不僅含納全世界人民，而且給予所有的個體人的尊嚴、相互的尊重和均等的受教育機會；其次這種人文主義必須是科學的人文主義，科學的運用必須建立在人類文化的基礎之上，科學的實踐和理解也必須與人類活動相結合；再次，這種人文主義不是靜態的或理想狀態下的人文主義，而是不斷發展的人文主義，否則這樣的工作哲學要么是個虛偽的謊言，要么就誤導我們的工作”。2015年，面對局部地區的沖突不斷，教育不平等現象凸顯，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文化多樣性和沙文主義同時并存，互聯網、移動技術和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神經科學的進步等時代發展的新要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中重申，“應將以下人文主義價值觀作為教育的基礎和目的：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權利平等和社會正義，文化和社會多樣性，以及為建設我們共同的未來而實現團結和共擔責任的意識”。而到2021年，面對世界各地的單邊主義、民粹主義日益興起，多邊主義受到嚴重威脅，全球新冠疫情等加劇教育不平等的現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一起重新構想我們的未來：為教育打造新的社會契約》，再次重申了人文主義的原則。如果說70多年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捍衛的是個體在自然和戰爭面前的基本權利，那么現在，其捍衛的則是人類社會在自然和科技面前的集體尊嚴，是平等的、團結的人文主義。
　　
　　這本書也能夠很好地幫助大家深度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過去70年間經歷的教育政策的爭論、演變及其背后的話語邏輯。從最初的“基本教育”、“教育規劃”，到后來的“終身教育”、“全民教育”，再到現在的“可持續發展教育”，恰恰反映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糾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天生具有自由主義的氣質，這決定了它只要可能，就不會放棄對價值理性的不懈追求，這是它的教育政策的基調，也是中國要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話語平臺必須采用的話語體系。但這并不意味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抗拒或排斥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工具理性不僅是其無法回避的現實挑戰，而且深藏于其教育政策話語背后。因此，只有還原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教育活動中的一體性、完整性和復雜性，才能真正深度參與全球教育治理。
　　
　　最后，我還想補充一點，該書做了大量扎實、豐富的史料梳理工作，為我們深度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教育治理的底層邏輯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值得研究國際組織的專業人員和有志于去國際組織工作的年輕人一讀。
　　
　　（作者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教育助理總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