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響，在線教育相關話題廣受社會的關注，作為在線教育的核心載體教育APP的治理問題也引發了熱議。疫情背景下的在線教育凸顯了教育APP的作用和不足，在線教育要從“新鮮感”走向新階段，離不開教育APP的提質增效。工信部7月3日發布的《關于侵害用戶權益行為的APP通報(2020年第二批)》顯示，教育APP存在的問題依然較為嚴重。為此，我們就教育APP的治理問題專訪了華南師范大學鐘柏昌教授。

　　追溯教育APP本質，強化“把關人”制度和“隱私信息”分類

　　記者：有人認為，網絡上出現一些亂象并非教育APP所獨有的現象，導致出現這些現象的監管漏洞、人員德不配位、違法成本低等各種因素都在起負面作用，是大環境中的必然產物。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一些更為本源性的問題?

　　鐘柏昌：是的，導致教育APP亂象頻生的原因是多元化的，除了您提到的這些原因，我們還需要追溯教育APP自身的特質。我認為教育APP扮演的信息傳播和信息收集的雙向功能是產生問題的重要起點。

　　作為信息源，一些教育APP向外傳播有害內容，其根源在于“把關人”(Gatekeeper)的缺失。傳統報刊一般有專職編輯人員負責的“三審三校”制度，然而，負責教育APP內容供給和審核的是運營商的公司職員。一方面，這些職員在專業性和政治敏感性上存在不足，對內容質量的把控較為主觀和隨意，無法勝任“把關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按照資本的“逐利”本質，這些職員不得不按照公司或個人的意志故意侵犯用戶隱私、推送營銷和色情信息等有害內容，甚至為了獲取更多收益，把端口開放給互聯網廣告分發平臺，讓其在頁面投放廣告，以實現利益最大化。此類APP就如同大號版的自媒體，得不到有效監管。事實上，目前開發教育APP的門檻和成本都很低，很多開發者甚至不是公司行為，而是小作坊或私人開發，在內容的控制上，難免有漏洞。

　　作為信息采集終端，一些教育APP未經用戶允許或欺騙用戶獲取師生和家長的隱私信息。然而，這種違規的信息采集并非問題的關鍵，隨著行業監管的增強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大部分個人隱私信息的采集已經公開化和透明化。例如，以為用戶提供優質服務為基本理念，以形成精準用戶“畫像”、提供個性化學習支持為服務目標，教育APP通常會明確要求獲取用戶的位置信息、學校、年級、年齡、性別、學習愛好等信息，否則將無法正常使用。遺憾的是，這些信息將成為教育APP運營商或其合作伙伴推銷產品和服務的重要來源，這也是這些企業在免費模式下“流量換流水”的生存法則之一。與一般小程序不同，教育APP收集豐富的學習者個人和學習過程信息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一些APP管理標準中提到的“最少信息原則”(只允許APP收集保障某一服務類型正常運行所必需的個人信息)并不適用于教育APP。如何界定“隱私信息”并進行合理分類，如何規范這些信息的使用范圍和條件，并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加以匡正，是當前教育APP治理中的難點和痛點，需要教育界、法律界和企業界的人士共同商議。

　　此外，信息采集不僅涉及隱私保護，還延伸出另外一個學生權益保障的問題，即在信息采集基礎上產生的信息服務可能侵犯學生的基本權益。以具有考試評價功能的APP為例，一些報道顯示，部分學生和家長需要額外付費才能使用APP查詢考試成績和排名(或等級)等基礎服務，而更為高級的學習分析功能則收費不菲且缺少收費標準，尤其在營運企業通過APP積累了大量數據和形成了用戶依賴的情況下，惡意收費或肆意提高收費標準的現象并不鮮見，嚴重侵犯學生基本權益。因此，只要出現類似營運方面的問題，也應認定為不良APP。從企業生存的角度來看，對部分功能收費且遵循自愿付費原則符合市場營運的基本規范，無可厚非。然而，和隱私信息的界定一樣，哪些功能屬于基礎服務不應收費，哪些功能屬于增值服務可以收費以及收費標準，界限依然比較模糊，缺少規范性的要求，且違規后的懲罰標準也不明確或缺少震懾力;此外，也不排除存在部分企業與學校“共謀”以獲得經濟上的補償，從而增加了監管的復雜性。

　　廓清教育APP治理的主體職責，鼓勵專業力量的參與

　　記者：教育APP首先具有一般APP的基本特性，又賦有教育的屬性和功能，就其治理主體而言必然也是多元化的。那么，教育APP存在的亂象，是否也與治理主體職責不清的問題有關?如果是，具體表現又如何?

　　鐘柏昌：負有教育APP治理責任的主體不明、角色不清顯然也是一個現實問題。開發和運營APP的主體是企業，負責企業經營管理的是教育系統外的工商、稅務、工信、網信等部門，并不負責內容層面的教育取向和教育質量的評價;而教育系統對這些APP并無執法權，也無暇管理。

　　教育部印發《關于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明確規定各地要建立學習類APP進校園備案審查制度，按照“凡進必審”“誰選用誰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建立“雙審查”責任制，將學校和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列為管理主體，其用意就在于為教育APP明確管理主體。

　　目前的“雙審查”責任制要求以學校為單位進行備案，但一些學校管理者難以對每個APP進行客觀準確的評價。教育APP所提供的內容服務是動態更新的，備案時沒有問題并不代表使用過程中不會出問題。因此，對基層學校而言，對教育APP精準評價和備案，必須面對很大的責任風險和工作壓力。如此一來，無執行力的學校可能依舊放任各種APP的使用，有執行力的學校則很可能直接演變為“一刀切”的禁用模式。

　　此外，這種備案制度僅限于校內，校外尤其是家庭環境中的教育APP，依然缺乏明確的管理主體。

　　基于“把關人”理論，專業的事情還是要給專業的機構去做，例如，在一些師范院校、教育測評機構、大數據公司等企事業單位成立第三方評估和監管機構，充當“把關人”角色，負責教育APP的備案、分類評級和動態監管，可能是更為合理的辦法。

　　“盡用模式”與“禁用模式”，不利于教育信息化戰略的實現

　　記者：如您所說，一些地方為了防范教育APP的“副作用”，傾向采用“一刀切”的禁用模式，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有何危害?

　　鐘柏昌：教育APP確實存在諸多問題，但在管理與治理的實踐中，要避免出現兩種偏差：要么采用放任自流的“盡用模式”，要么采用“一刀切”的“禁用模式”，兩種方式均不利于學生的發展。例如，某省教育廳就明文規定“禁用APP布置作業”，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其造成的后果，一方面給農村學校和城市薄弱學校學生獲取優質教育資源帶來阻礙，從而影響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和教育公平;另一方面，也容易導致“互聯網+教育”合法性受到質疑，給教育大數據、教育人工智能和整個教育信息化行業帶來消極影響。

　　在經歷了新冠疫情下大規模長周期在線教育的背景下，基于教育APP的在線學習方式已經獲得迅速普及，在后疫情時期，線上線下混合性學習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方式。在此背景下，采用教育APP作為學習與輔導的手段之一，符合大部分家長和師生的經驗習慣，也符合基礎教育改革的方向。而且，基于教育APP的學習內容和任務布置恰恰由教師作為“把關人”，無論是其形式還是內容都是有安全和質量保障的，應當得到支持。

　　實際上，教育部發布《關于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的初衷就是明確反對“一刀切”的做法，要求“逐步建立學習類APP使用管理的長效機制，推進‘互聯網+教育’，發揮好現代信息技術促進基礎教育教學改革的有益作用”。因此，因噎廢食不是面對教育APP問題的合適態度，建立合理的監管機制規范其發展才是問題的關鍵。例如，學習強國APP以其嚴謹求實的運營理念，很快就征服了包括學校師生在內的大量普通用戶。

　　教育APP的有效治理，需要治理理念和方法的雙重革新

　　記者：對于一個尚未成熟的行業，推進教育APP的健康發展無疑非常必要。既然存在諸多問題，又該如何規范教育APP，推動其有序健康發展?

　　鐘柏昌：整體上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改變理念，從被動管理走向積極治理;另一方面需要革新方法，從單一主體走向多方聯動。

　　教育APP作為在線教育的核心組成部分，在線教育不再是一個單純被整頓的對象，而是需要通過積極治理走向健康發展的重要的教育組成部分。在線教育的重新定位和地位提升，不僅為教育APP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空間，也無意中為在線教育順利通過本次疫情考驗奠定了基礎。

　　上述理念上的轉變，意味著推進教育APP的健康發展需要多方聯動、協同治理。工信部每個季度發布《電信服務質量通告》，定期公布經過檢測發現的包括教育APP在內的各類有害應用的名單。除此之外，公安、網信、第三方教育評估和監管機構、應用商店和平臺、教育行政部門、教研和電教部門、學校、家長等利益相關者都應肩負對教育APP的監督責任或義務，根據分類由不同主體進行不同層面的治理，共同應對不良教育APP對校園的侵蝕。尤其是熟悉教育事務的專業群體，如第三方教育評估和監管機構、教育行政部門、教研和電教部門、學校等，需要肩負更多的監管責任。例如，一些溝通交流類APP出現的問題，其內容的監管往往不在企業，而在于用戶自身，此時學校應該作為此類APP日常管理的主體;而一些借學習輔導之名暗藏商業廣告、游戲鏈接、惡性收費等不良行為的APP，各監管部門和平臺應采用各種技術手段進行偵測和識別;另外一些APP在學習內容上可能存在偏頗，則可以發揮學校、第三方評估機構、教研部門等的業務專長多重把關;而企業(或企業與學校“共謀”)侵犯學生權益的問題，則需要依賴教育行政部門和工商、消協等部門的聯合監管。

　　不同主體的協同治理，最終還須落實到法律法規層面進行規范。所以，還要加強相關立法和執法工作，提高違法違規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