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吉、海原、固原曾被聯合國認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如今，飛沙走石的“干沙灘”已經成了寸土寸金的“金沙灘”。在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一封感謝信里，這樣寫道：“寧夏人民永遠不會忘記，20世紀80年代初，山侖等專家進入上黃村等地，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使生產走上了良性循環的發展道路……”
　　
　　山侖，“黃土高原上的昆侖山”。作為我國“旱地農業”的奠基人、作物生理學和作物栽培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山侖是最早倡導加快我國旱地農業發展的專家之一，他主張將提高旱農生產力和改善旱區生態環境相結合，并成功地將旱農基礎性研究與應用技術加以銜接，形成了從基礎到應用的旱農技術體系，探索出了旱地農業良性生態體系的新路子。
　　
　　山為姓，侖為名，這是來自我父母的祝福，他們希望我能以昆侖山的威武和黃土高原的雄壯為榜樣，頂天立地，為國家作貢獻。
　　
　　1933年1月，我出生于山東省龍口市，父親在一家報關行當職員，母親是一名小學教師。
　　
　　從我記事起，就是在母親“要好好學習”的教育中長大的。母親對孩子很嚴格，常常對我和哥哥強調“不受苦中苦，難成人上人”的觀念，她反對孩子們長大后從政或者經商，她認為，努力學習并掌握一門技術的人生更有意義和價值。母親十分愛國，讀過書，懂歷史，她常常給我們講1840年的鴉片戰爭，還有她崇拜的人物，比如孫中山、岳飛、林則徐等人的故事。
　　
　　當年雖然國家動蕩，家庭經濟拮據，但是母親從未放松我們的學習，并始終激勵我們要發奮讀書、靠知識生存，是母親的堅持不懈，讓我最終進入了通往科學圣殿的大門。直到今天，我仍然倍感幸運和感恩。母親留給我的愛國、剛毅、正直、寬厚、忍耐、樂觀、上進等品德更成為我終身享用不盡的財富，使我在后來的學習和工作中能夠執著地堅持理想，勇敢地面對困難，能夠寬容地待人，公正地處事。
　　
　　舊中國讓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艱辛，但同時，中國人民表現出來的民族氣節，也更加堅定了我發奮讀書的決心，堅定了用所學知識報效祖國和人民的責任感。
　　
　　童年和少年時期的我在學習方面并未表現出任何優于別人的天分，我記憶力一般，學習成績中等。上小學時，數學等作業常需哥哥輔導著完成，哥哥有時也難免抱怨：“你怎么這么笨呢！”我還記得有一次地理課上的畫圖作業，也因完成得不好被老師打回重做。
　　
　　1950年夏天，我高中畢業，準備報考大學。父親不大贊成，因為按家里當時的經濟條件，供養兩個大學生存在困難。但一心想讓我們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母親極力支持。最終，我考入設在青島的山東大學農學院農學系，成了新中國第一代大學生。
　　
　　由于愛好文學，我起初有學文的意愿。但老師動員說：“要有出息就學一門技術。”受這種思想影響，我報了農學院。現在回想，報考的時候自己對學農并沒有什么確切的認識，似乎僅僅是出于一種親近大自然的心境吧。但誰能想到，這看似隨意的選擇，卻框定了我一生的選擇。
　　
　　讀書時，我最喜歡的課程是植物生理學和土壤學，一是因為這兩門課的老師教得好，吸引人；二是我本身喜歡大自然，對植物生命活動規律、土壤中物質運動規律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等內容充滿了興趣。因此，雖然這兩門課相對其他課程更復雜，但還是激發了我努力探究的欲望，所以成績很好。后來我選擇從事抗旱生理研究，到開辟出旱地農業生理生態新領域，其實都起源于大學時感興趣的這些專業課。
　　
　　大學時，我的學習成績不錯，但實踐精神一般，一段時間里對上實驗課缺乏興趣。還記得一位負責實習的老師曾這樣對我說：“你在實習方面應當像在學習上一樣的好。”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這個缺點，我也改了幾十年。
　　
　　改正大學時的缺點，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也是推動我后來事業成功的一個要素。我認為，科研能力必須通過實踐環節，在解決具體問題中提高。那些死記硬背的知識，不通過實踐，就不會轉變為較高的科研素質和能力。后來，我也是用幾十年的親身實踐，證實了實踐的不可替代性。
　　
　　1954年8月，大學畢業后，帶著“服從黨的分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革命熱情，帶著新中國第一代大學生的豪邁和激情，特別是母親的希冀，我來到了陜西楊凌，開始了扎根楊凌60多年的科研生涯。
　　
　　還記得第一次來到黃土高原，老師帶我們在甘肅天水、定西、蘭州等黃土丘陵區調查，我震驚于那樣的廣種薄收、勞而無獲，痛心于那種燒草根、吃糠面的艱辛生活。
　　
　　特別是在甘肅定西，我目睹了這一幕場景：農民跪在龜裂的田埂上祈求雨水，孩子捧著摻了草根的糠面糊糊。一位老農拉著我的手：“專家同志，咱這地真能長出糧食？”我喉嚨發緊，答不上話。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看到了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干旱問題的嚴峻，意識到了自己即將開始的這份科學事業的艱巨和重要。
　　
　　20世紀70年代，我們去陜西安塞水土保持綜合試驗站的前身茶坊基點鍛煉，團隊擠在土炕上，每個炕都被擠得密不透風，翻個身要喊“一、二、三！”不然一個人難以完成，但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工作熱情很高，干勁很大。雖然條件很艱苦，但在那個年代，一定程度上，艱苦已經成為幸運和自豪的組成部分。
　　
　　1972年，聯合國糧食開發署將西海固定義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1979年，我受命擔任固原基點負責人，從安塞轉戰固原。這里也成為我全面開展旱農研究的現實根源，成為我的主戰場。我在這里總結出了糧食生產是自給性的、林業建設是保護性的、牧業生產是商品性的“三性”概念，明確了當地的自然與經濟優勢，肯定了固原縣農林牧業的地位與作用。這也是在黃土丘陵區農業建設目標上“三性”概念的首次公開提出。
　　
　　1981年，我被任命為固原縣委副書記，也是中國科學院人員里最早被地方任命的科技副職。1982年，固原基點在上黃村建立了試驗示范區，這里生態經濟嚴重失調，資源環境的利用與保護呈現出尖銳矛盾，我們以生物措施為主，采取了一先行（草灌先行）、二側重（側重抓人工種草，側重抓旱作農業與化肥深施）、三同步（退耕種草、提高糧食單產和發展牧業同步）的技術路線，到了1985年，上黃試驗區林草覆蓋率達到70%，糧食單產提高91%，人均純收入達355元，比試驗區建立前提高了5倍多，農民捧著金燦燦的麥穗哭出聲來。
　　
　　我們探索實踐的“上黃經驗”——“宜林荒山綠化，坡耕地梯田化，平川地高效集約化，不斷提高生態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農民科技意識和致富技能”，成為寧南山區生態治理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新途徑，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稱贊并要求在西部地區推廣。
　　
　　在我看來，一輩子哪怕只干好一件事，就不辜負黨和人民對我的長期培養。20世紀80年代，我曾有三次離開楊凌去大城市工作的機會，我都放棄了，因為我覺得我的事業就在黃土高原，我的根已經扎進黃土了，拔出來會疼，我必須留下來深扎黃土，我舍不得離開。
　　
　　20世紀90年代，當時有關旱地農業生理生態研究已經系統開展，但節水農業是當時國家的需求，我開始向節水農業研究方向轉移。我看到了水資源緊缺問題更有普遍性和重要意義，同時節水與抗旱本就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于是我開始在多種場合，利用多種機會大力宣傳并倡導節水農業。
　　
　　我的治學格言是“遵循科學道德，倡導科學精神：實踐——科學精神的基礎，創新——科學精神的本質，奉獻——科學精神的靈魂”。這是我在整個科研生涯中為自己樹立的一個標尺，也是我在后來培養學生過程中潛移默化灌輸的以“為人”為核心的“為學”之道。
　　
　　不論對自己還是對學生，我一直注重“吃苦”教育，“不吃苦中苦，難為人上人”，這也是我自小從母親身上受到的啟蒙教育之一。我始終認為，吃苦精神是一個科研工作者應該具有的最基本的素質。
　　
　　跟隨我時間最長的一名學生鄧西平，我安排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帶他去固原基點，七八個人擠在一張炕上，喝混著泥沙的窖水，吃泛著土腥味的清湯面，實地熟悉黃土丘陵區的地貌特征。還記得鄧西平第一次喝窖水后腹瀉了三天，我笑著說：“這水比蘇聯的伏特加烈多了！”
　　
　　“博學”也是我一直注重的，我認為一個人一定要博覽群書，才能全面發展。在新知識、新技能面前，我始終把自己當成學生，不僅自己努力學習，也向有一技之長的人去學習，在我心里，有些領域，學生也是我的老師。
　　
　　我們這批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主修的都是俄語，直到80年代才參加了英語培訓班但學得不好。后來我就自學，快50歲了還和青年人一起背單詞、聽錄音、練口語，硬是學會了。1987年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我第一次用英語主持了大會還作了報告，這激勵我繼續學習。1995年，在日本的一個國際會議上，我又用英語作了報告，會后也能自如地和國外專家交流。除了自學，我也時常向我的研究生請教，英語就這樣學了出來。我對計算機的學習也是同樣的，向年輕人學習，因為這些都是對工作有益的新鮮事物。
　　
　　如今，回望科研歷程，我覺得以窮追不舍和持之以恒的精神追求目標很重要，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有系統性和連續性，雖然我遭受了很多挫折和困惑，但它們沒有擊敗我，因為我始終相信堅持正確的方向不動搖，是一個科研工作者應該具備的基本責任心和事業心，畢竟科研是個積累過程，中間難免遇到困難，所以能否看準目標堅持下來，是能否將研究做好的重要因素，堅持住是最重要的。